王玮
为各级官员配备公务用车和专职司机的现象是如此普遍，以致被中国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在汽车这个洋玩意儿前面饰以颇有中国特色的“轿”字，说明它在引入中国之初就被定位为达官贵人的座车，根本就没有被认作是一种让平民大众购买的消费产品。 粗略推算，中国至少要为各级官员配备100万辆“官车”，加上社会团体、事业部门和企业单位的公车，“官车”总数超过150万辆。这些“轿”级的“官车”按平均每辆15万元的价格计算，至少需要花2250亿元购置费；加上专职司机的工资、汽车燃料及其他费用，每辆车每年至少需要2万多元，150万辆就要300亿元以上。这笔2550亿元的巨款，相当于1994年中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。难怪有人警告说，中国“官车”保有量的恶性膨胀，将有可能坐垮国家财政。 除了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之外，“官车”制度还造成了许多其他危害。首先，以“官车”为主要市场目标，无法调节汽车生产与消费的矛盾，对汽车产业的发展极为不利。其次，公款购车造成了汽车价格的极度扭曲。过高的价格使汽车生产能够牟取暴利，加剧了产业规模和分布的散乱局面。此外，公车私用滋长了官员的特权意识和腐败行为，也是一个屡禁不绝的事实。（《汽车神话》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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